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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2日
             本报记者 赵洋 马梅若        来源:金融时报     

     

      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对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经济中有哪些问题和风险隐患?应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和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 
      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7%,这一数据符合年初预定目标,但较之2015年6.9%的经济增速有所下调。对此,夏斌表示,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看,经过此前30余年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经历了从2002年到2011年曾经的“超级繁荣”之后,未来中国经济必然趋于从一个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其实,早在2011年7月,夏斌就作出了上述判断,并认为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完全是经济周期的问题,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整的。他认为,中国经济调整具有必然性,此时如果采取相反“过度的”政策调整,只能使经济震荡加剧。 
      “从当前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已出现好的苗头,但在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中,新动能的增长还难以抵消旧动能的下行压力。”夏斌认为,鉴于此,整体经济仍存在进一步下行压力,至于何时见底,则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状况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动态协调。 
      尽管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符合预期,但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趋势性、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对此,魏加宁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三大结构性问题。首先是结构性通缩,即ppi已经连续52个月负增长;但是cpi仍然保持正值,并且食品价格高于非食品价格。其次是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是东北、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或者“僵尸企业”待下岗职工;另一方面则是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却出现了“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的现象,这些地区正在拼命开发机器人,甚至提出了“用机器换人”的口号。再次是结构性错配,表现为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 
      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趋势性、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叠加,一些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魏加宁提醒称,必须警惕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九大风险,这包括外部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粮食安全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产能过剩加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通货紧缩风险、经济失速风险等。 
      其中,魏加宁特别提到,中国绝不能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去库存,要设法避免重蹈日本当年房地产泡沫的覆辙。众所周知,房地产一旦吹大泡沫,破裂时将承受巨大损失。他认为,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地方政府倚重的土地财政面临下滑,这有可能引发地方债务违约。不仅如此,房地产开发锐减也会加剧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并且上述风险有可能传导至金融领域,进一步推高不良率。 
      对于各方关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夏斌表示,尽管业内有人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但对此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宁愿居安思危,把问题看得严重些。夏斌认为,中国当前确实不会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但是从债务链的现状看,中国已经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如果不真正加快改革,那么“温水煮青蛙”,暂时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但是,若风险积聚到无法控制的时候,不但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可能会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国民辛辛苦苦积累的宝贵财富慢慢侵蚀掉。 
      魏加宁强调,在讲风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风险:一类是不改革的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二是改革必须冒的风险,没有不冒风险的改革;三是改革方法不当或方向性错误的风险,必须努力加以避免。 
      面对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隐患以及宏观调控中两难和多难问题,如何应对下行压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更是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夏斌认为,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包括引导好预期,面对调整中的风险与损失,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金融对外开放的谨慎原则;房地产去库存与防泡沫以及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等。具体到未来的政策,夏斌建议,首先要守住底线,改革为先,即守住风险与失业这两条底线,紧紧“咬住”改革不放。其次要倒逼改革,抓住重点,即改革工作千头万绪,要学会“弹钢琴”。当前更应强调问题导向,重点是紧紧“咬住”经济转型中的主要困难和障碍,比如国企改革,培育企业家的预期等。再次,承认损失,对“三去”中不良资产处置要进行统筹安排。此外还要容忍减速,实事求是。若能对我国gdp增速这一纲举目张式的指标在今后几年增加一些弹性要求,则其他各项工作可能就不至于太被动。 
      “考虑到前述潜在风险,本轮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即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动手术来达到止血的目的,同时实施需求侧配套设施,为动手术的患者适当地输一点儿血、打一点儿麻药。”魏加宁表示,首先,供给侧改革要求理顺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推进财务公开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对产权提供法律保障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尽快解决“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问题,加快研发创新,培育造血机能;其次,需求侧政策则强调政府必须区分不同需求,对于传统需求要有针对性地实行结构性的扩张政策,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受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对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新需求,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政府从补供方转向补需方,既保证公平,又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最后,放开供给的市场准入,以增加供给,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图为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左)和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右)在金融时报社2016年中专家报告会上作主题报告。(本报记者 刘志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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